与其驱赶低端人口，不如效仿
大清让官员告老还乡
这两天，一个新鲜名词刺激了几乎所有人的神经：低端人口。为政府出谋献策的专家提出，要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一石激起千层浪，低端人口一词立马引起网络热议。
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口？是按收入分还是按智商分？是按工作性质分还是按有无住房分？专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是，似乎除了官员巨贾以外的所有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低端人口。我的朋友，著名律师刘晓原就跟我说：“我这么多年在北京没买房，我肯定是低端人口了。”像刘晓原这样的全国知名律师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那么，在北京没买房的所有媒体人、公司白领也都觉得自己是低端人口了吧。那么，那些做小买卖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乃至某些政府里的临时工是不是也是低端人口？
中国的专家总是能说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且不说将国民划成三六九等是不是违宪，也不说他们这样说将无产阶级先锋队置于何处？单是阶层歧视这点，就会让官方很尴尬。怎么着？打仗时需要士兵，老百姓就是革命战士；需要粮食的时候，老百姓就是老乡；当城市需要建设的时候，老百姓叫建设者……，当老百姓奉献完青春和血汗后，却换来一句：“你们是低端人群，请主动离开城市……”
老百姓都离开城市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专家，剩下你们这些精英，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上厕所都自己清理？你们看老婆看腻了，想找个夜总会放松一下，结果进去了，全是你们这些精英的老婆，你们愿意？城市的运转，一分钟都没法离开“低端人口”吧。
近期，北京完成了一系列针对外来人口的清理，有的村子甚至要求外来人口按月交钱，而且每月交两千。除此之外，政府各部门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清理小商铺，工商税务卫生环保天天查，导致这些小商铺无法经营只好关门。还有二环内地下室不让住人，大红门搬迁清退零售人员1.5万人，外来人取暖费为47元每平米等等，清理外来人口的措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城市干净了，但相应地也导致服务成本提高了。北京这种办法有用吗？暂时看是有用的，但从长远看是不可持续的。
众所周知，北京近些年发展过于迅速，城市盲目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城市功能大而全，导致交通拥堵，人口膨胀，“城市病”严重。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收效甚微。这次北京清理外来人口的举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荒唐的一种做法。
其实，控制北京人口靠堵靠拦靠赶，不如采取纾解的办法。虽说现在在搞什么雄安新区，让那里承担某些首都功能，但是，那里什么时候能建成，建成以后效果如何都是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怎么做？其实我有一个能立马见效的办法：效法大清，让省部级以上退休干部告老还乡。
大家知道，从明朝起，为缓解京师人口压力，明朝政府采取的是劝返外籍流民，整治关厢，严控占籍京城，具体措施就不说了。到了清朝，外来人口还是向北京拥，清政府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但是，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在清政府允许百姓进入京师谋生的同时，为了控制人口，他们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大家看看，清政府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滞留在北京的省部级高官有多少，但我相信，加上他们家属，服务人员，绝对不是小数字。他们在北京占据的资源绝对是庞大的，尤其是他们的车辆数量也绝对让人咋舌。就不要说他们占用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及其他资源了。占用资源还是小事，各地官员要经常找他们办事，那就要千里迢迢地进京，于是，又造成北京交通进一步拥堵，宾馆资源紧张。还有，很多各种协会、会议，经常请这些人去站台，又催生了灰色的会议经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说，这些退休的省部级退休官员住在北京，可谓是弊多利少。
如果让他们告老还乡呢？这就好处多多了。一，他们回乡，服务人员也跟着回去，北京人口至少会减少几十万，车子少了，交通拥堵状况立马缓解；二，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高端住宅就会处于过剩状态，房价就会有所下降；三，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医疗资源，尤其是高干病房就不会长期被占用，医疗资源就会被释放；四，他们回乡，经常来京看望他们的地方官员就不回来北京了，这会进一步舒缓北京的交通；第五，他们回乡，北京的某些以会议经济生存的类似卢俊卿那种协会就生存不下去了，这些协会的人员就会分散到各个省市去，也会进一步疏散北京人口；第六，带动地方发展。他们回乡了，地方为了他们的健康，会建医院吧？修路吧？整治环境吧？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第七，最重要，他们回乡了，会起到整治吏制的效果。现在的地方官员目无法治，为所欲为，甚至欺男霸女，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如果这些省部级官员回乡养老，那些官员还敢乱来吗？如果老百姓去找退休高管告状，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处理，但是一个电话就能让让恶吏丢官，客观上起到纪委的作用，这不是好事吗？第八，促进地方就业。他们回乡了，吃穿住行需要有人服务吧，来看望他们的客人也需要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吧，这些不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九，会让地方的美女增加，现在，美女都跑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去了，农村里长得像点样子的年轻女人根本看不到，如果高官回去了，美女也会回去，农村男青年找对象的质量也会提高吧？......
总之,效法大清的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制度，不仅可以环境北京人口压力，还可以带动地方经济，拉动内需，好处多多，建议有关部门重视天佑的建议，如果可行，也算是天佑为经济和改革做出来贡献吧。有这么大的贡献，大家还不感谢我，给我发点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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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业：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有害无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已在财新记者的专访中指出，低端人口不是造成资源紧张的原因，也不是拥堵的原因。以驱赶低端人口为目标的人口调控，对解决北京的城市病无济于事。那么，北京这一系列指向低端人口的调控政策，又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财新记者：北京此番调控，尤其强调要采用经济手段。首先便提出要“以业控人”，将低端产业迁离北京。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
郑新业：行政性的搬迁低端产业，其实是在破坏城市的经济结构。
现在北京所打击的“低端”产业，全是纯市场行为，有需求才存在。迁走“低端”的服装市场、建材市场，高端的产业不会填补低端需求，因为对它们来说利润率太低。强制消除“低端”的供给，受损的是拥有这些“低端”需求的普通市民，他们生活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
财新记者：但一些官员认为，市民的一些需求可以升级、供应可以升级。如拆除了菜市场，可以有超市替代；迁走了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可以有淘宝替代。
郑新业：迁走的服装、小商品市场，电商可能可以填补这部分的市民需求。但在网上买了东西，送快递的人是否是“低端人口”？他们骑着电动车送货，会不会又造成污染和拥堵？过去是几个小姑娘相约乘坐地铁到动物园买衣服，现在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快递将每件衣服单独打包，由不同的人送去不同的地方。整个物流、交通、能源的损耗根本不会因为低端市场的迁离而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无非是从一种形态的低端，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低端。
又例如把菜市场给拆了，认为居民可以去附近的超市。除了价格更贵、距离更远，超市要满足人们的购物需要，需要扩张。无非是把原来菜市场里的个体户，变成了现在扩张后的大超市里的雇员。
打击了所谓“低端”的需求，带来的连锁反应往往会损害其他的政策目标。例如清理了街边的修车铺——这是典型的“低端”就业、占道经营，骑自行车的人应该去哪里修车？他没法修车，只好选择去开车或者挤公交，又损害了政府要减少污染、拥堵的政策目标。
财新记者：排斥所谓低端劳动力，肯定会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这到底会有助于城市的升级，还是会损害城市的活力？
郑新业：驱赶低端人口更糟糕的后果，是对就业结构的破坏。就业结构是基于社会分工，每个人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城市的集聚实现了社会分工的最大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但现在要把低端人口赶走，那么所谓高端的人，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做他们并不擅长的事情。
北京城市的竞争力，之于全国，之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这里有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医生、运动员、记者、艺术家。破坏这个城市的就业结构，就需要让这些教授、艺术家们花更多时间去打扫卫生、自己做饭。合理分工的就业结构被打破，对北京那些在中国、乃至世界最有竞争力行业的人群而言，他们花在本职工作上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其结果就是更少的医疗服务、更少的科研、更少的艺术作品、更少的文学作品、更少的教育。城市经济就会萎缩，城市的活力就没了。
当然，只要存在用工需求，所谓的高端人群就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服务，这个城市离不开所谓的低端人口。而北京提高低端人口生活成本的做法，无非倒逼用工者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整个用工成本的提高，又会削弱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更进一步，北京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全国都有影响。北京的医疗、教育、传媒、体育，艺术等领域供给减少，会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产业和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记者点评：城市的发展需要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即便是北京所追求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也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为高端人才服务，需要“低端”服务业满足“低端”人口之需。强制性的排挤低端产业、低端人口，人为抬高城市运行成本，最终丧失的是城市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