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勤奋，但却是缘于

一种病态化的奋斗观

        从摆脱焦虑的动作所指向的四个方向看，中国人是普遍的神经症患者，其人生奋斗的目标无法指向创造性和道德感。这正是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虽然勤奋却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群之一。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华人都可以生存得很好。因为华人极能吃苦，擅于艰苦奋斗。这是华人重要的特征，也是一种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华人勤奋努力，但其奋斗动力却是病态化的，所以我们勤奋却得不到尊重。

        华人奋斗的动力几乎全都指向“发财”，没有对于知识、创造、公正、关爱等永恒性价值的追求。这使得华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环境中都是边缘群体。比如在美国，华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几乎是最低的，排在黑人、印度人、中东人、穆斯林族群，甚至非洲人之后。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分析。

        汉文化所提供的人生动力，仅限于财富、权力和威望。用俗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做人上人”。这在中国人看来天经地义，但是放在人类文化的视野里，却是非常狭窄的。人类普遍具有对于精神意义的追求，有着对于公正、爱、真理、信仰等永恒价值的强烈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汉文化中却很难寻觅。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奋斗的动力与人格健康水平有关。对神经症人格的人来说，人生奋斗的目的在于摆脱焦虑。而人类所有摆脱焦虑的动作，都会指向四个方向，分别是：爱的控制、金钱、权力、威望。

        对此，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为我们做过大致这样的描述：寻求爱的控制者，往往最缺乏爱。追求金钱的人，曾经被贫穷所折磨。追求权力者，则是无助感很强的人。而追求威望的人们，则一般有受过羞辱的经历。

        对照这四个方向，不难发现，神经症人格的四个努力方向恰恰就是中国人的普遍的奋斗目标。第一，控制性的爱，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中国父母的眼中，似乎没有孩子会成年这个概念，终身都把孩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中国人的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都是这种关系的翻版，即以爱之名控制他人。

        另外的三个方向：权力、财富和威望，那更是中国人的终身奋斗目标。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饮食男女，恰恰就是中国人所有奋斗动力的源泉。可以说，中国人的勤奋动力是摆脱焦虑，比如摆脱“被别人（他国）看不起”等低级目标。这自然就缺乏感召力了。而那些精神性的目标，比如探寻真理、追求正义、实践良知、传播爱等高级追求，就没有在汉文化中出现。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是普遍的神经症患者，其人生奋斗的目标无法指向创造性和道德感。这正是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虽然勤奋却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那么，汉文化这种普遍性的神经症人格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因在于汉文化缺乏“爱”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感内核。自古以来，汉文化就缺乏爱的教育。儒家文化表面讲仁爱，但强调的是等级尊卑，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道家文化、佛教讲的是空无一物、虚空，也不强调爱。

        而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强调的更是斗争和对抗，是仇恨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中国人又去哪里获得爱呢？怎么可能获得心理健康呢？所以，导致了我们普遍性地内心充满对他人的敌意。

        敌意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关键原因。由于内心潜藏着敌意，人们不得不去压抑这种敌意以避免冲突，这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焦虑。为了释放自己的焦虑，神经症患者就会不由自主地指向“爱的控制、权力、财富、威望”这四个基本的方向。

        而这反过来也能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神经症人格的基本指标。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奋斗目标，无法超越这四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此人是一个被焦虑所控制的神经症人格患者。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只有具有健康的人格，才可能具有文化上的创造力，才能够具有使命感，才能够拥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当下的中国人急于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产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只有我们获得了健康人格应该所拥有的广阔的心理力量，才可能创造出走向世界、被广泛接受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