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创新趋势背景下的浦东发展模式分析

自上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科技革命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以单独一个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突破为标志,而是众多学科和技术的全面突破,学科间交叉融合互动。近期,相关部门围绕全球创新趋势背景下的浦东发展模式开展了分析。
全球创新发展新趋势
1、人才空间转移带动知识和技术转移。
人才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预期净收益的差异、科教资源非均衡分布与知识生产聚集效应、跨国公司全球化运营、创业环境因素、技术变革与研发产业的崛起等要素,是人才国际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人才国际流动带动知识和技术的国际转移。
2、创新要素从发达创新中心向新兴经济体空间转移。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方兴未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全球创新空间和分工体系处于重新大洗牌的状态。
亚洲正处于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活化地带,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巩固,在世界经济空间体系中正从边缘向核心区域过渡,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必将诞生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
3、研发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大规模快速增长。
企业的研发活动正逐步从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集中的和分层节点布局,向一个地理上分散的研发中心组成的开放网络形态演变。这种新型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研发密集型的FDI大规模快速增长。
鉴于研发密集型FDI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创新竞争力的潜在影响,吸引研发密集型FDI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
4、全球创新资源空间转移的极化性特征日益明显。
跨国绿地投资的空间布局及其变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创新资源的空间演化动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国际绿地投资在2011年实现了3年来的首次增长,并越来越集中在全球城市,排名前5位的城市集中了50%的份额。
国际调查结果表明:只有纽约、巴黎、伦敦和上海拥有了一个真正强大的跨区域形象,这为浦东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创造了条件。
5、跨国公司由全球研发网络布局转向全球创新网络。
随着高科技跨国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多、不断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对技术创新和科技开发的重视,跨国公司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不断增加,从而使跨国公司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也越来越成为经济知识化的载体。
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创新资源和各类创新产出也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渠道和网络,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与流转,推动了研发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进程。
6、形成基于多元创新技术源与合作主体的开放式创新范式。
开放性创新范式中的创新技术源形式多元,不再局限于企业研发部门本身,开放式创新的资源构成,归纳为领先用户、主流用户、供应者、竞争者、非相关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中介组织、知识产权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和政府等。其通过产学研合作、组建企业技术联盟、并购、技术购买、技术外包、技术专利的转让与出售、内部技术成果外部开发、衍生新公司及授权许可等多种渠道,开展合作创新。
浦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瓶颈
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浦东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可以分为3个阶段:区域聚焦与产业集聚发展阶段、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发展阶段、全球创新资源集聚地与战略新兴产业兴起阶段。当前,浦东创新驱动发展尚存在以下瓶颈:
1、创新要素集聚的边际效率下降。
2010—2012年政府财政性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但2014年较2013年反而出现了小幅度的负增长。
研发投入强度由2006年的2.66%升至2014年的3.5%,同期,上海市研发投入强度则由2.45%升至3.66%。
工业R&D经费投入占上海市比重从2008年的49.04%,下降至2013年的39.00%。
2、创新效率显现危机。
自2010年始,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增长乏力,专利产出出现增长瓶颈。
2011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新产品产出回报率出现下降,新产品产出回报率降低。
3、创新产业化进程不畅。
如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600家和100多家,但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济产出指标的绝对值、地均产出、人均单位产出等各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间接反映了张江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进程并不顺畅。
2014年,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比例仅为10%多,代表高科技产业之一的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年销售收入为90多亿元,其中,出口额仅为1亿多元,未显示出国际竞争优势。
4、创新类型相对单一,缺乏突破性原始创新。
发明专利授权的比重大致在25%—30%,远低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一般水平(50%左右),创新专利的质量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缺乏突破性的原始创新是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关键“短板”。
5、“互联网+”创新欠缺,与优势产业基础脱钩。
“互联网+”与战略新兴产业结合是区域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内涵,如深圳的“互联网+电子信息产业”、杭州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产业”、北京的“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均是“互联网+”与区域优势产业深度结合的生动案例。
浦东“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格局是产业覆盖范围广、新型的产业模式不断出现,但缺乏突破性的产业创新内涵、新概念商业理念,以及突破性产业技术,与本地优势产业的联合创新不足。
6、外源性技术导入与创新中心错位。
新区外源型经济占有很大比重,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消费者的联系较弱,对本地的研发投入支持有限,一旦外资大批撤出,地方产业集群将可能出现萎缩、萧条,进而导致地方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7、存在创新的组织生态危机。
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交易所、科技咨询与评估机构等中介服务组织,绝大部分由政府主导,真正市场化、社会化的中介服务组织并不多。
民企创新支撑能力不足,从事科研与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仅占总数的3%多。
政府端风险承担有限,市场端能力不足。
政府有限资源在基础性、前沿性、长期性公共研究领域布局不足。
浦东创新发展模式的对策建议
1、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转变。
政府在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以及促进城市创新、创业活动领域,可以有效发挥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大致可以从开放性(监管者、倡导者、消费者)、基础设施建设(东道主、投资者、联通者)、领导力(战略规划者、数字治理者、数据库)3大领域、9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保持浦东对新观点和新业务的开放性。政府的作用,体现为开明的监管者、积极的营销倡导者和公平务实的创新消费者3大角色。采取措施,以确保法规能跟得上新的想法和技术的需求;赞助国际事件,吸引大企业和有影响力的人参与,给予新兴的地方企业接触展示的机会,用浦东的全球影响力来增强地方企业的影响力;面向中小企业开放采购机制,以获得中小企业的新想法和新技术。
二是为高成长企业优化基础设施。投资于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制定相关发展策略,保证灵活办公空间的准入和创业生态系统完全不同部分的连接,由此满足年轻企业的综合需求。优化通信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连接,将其建设成为区域可以直接受益的创新工具。
三是提升政府的领导力。将创新作为城市的核心功能甚至是首要功能,将创新建设融入到自身的政务活动之中,整合所有的政策措施,制定创新愿景和战略,确定创新团队。借助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新区政府成为数字化治理者,实施数字化的创新服务和开放式决策,通过数字渠道与企业和公众进行互动,并让企业与公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建设创新数据库,开放创新数据,并供企业主体开发利用,使之成为创新增长点。
2、从外生型创新向内生自主性创新转变。
一是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空间载体上,从聚焦于传统的开发区建设向致力于“创新区”的培育转变。创新区是创新资源集聚与创新的新载体,由经济资产、物理资产和网络资产构成,主要包括“支柱机构+”、“重新设计的城市区域”模式、城市化的科学园模式等3种典型模式。创新区运营战略,包括建立协同领导网络、追求人才和技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加强融资保障。
二是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上,从偏重于招商引资体系优化向聚焦于以孵化器为重点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转化。近年来,发展绩效较好的创新型城市在以孵化器建设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中,探索出了众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浦东借鉴。孵化器网络为创新者提供工具、基础设施和支持,政府在孵化器生态系统中,起到资助者、催化剂和合作者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并邀请投资者和机构协助,识别生态系统中的差距和挑战,并予以解决,为中小企业客户和合作伙伴合作提供实际的支持等。
三是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主体上,从以大型国企、FDI企业为主向促进初创企业、中小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转变。
3、从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网络转变。
对纽约企业家网络的研究表明:22%的成功公司受到了其他成功公司的影响,22%的企业与排名前三的大学有联系,11%的企业与前三位的孵化器、加速器及联合办公空间有联系,只有前三名投资公司投资组合公司的成功率更高,达到了44%,顶级公司中有一半的公司,本身就与其他的顶级公司有联系。
因此,促进成功的初创企业不断成长壮大、加强浦东内生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从基于产业链集聚的产业集群建设,向以促进创业者与成功企业家之间的联系网络建设转变。
一是发展导师制度。着力促进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建立超过400个“企业家—企业家”指导关系,促进成功的企业家帮助下一代创业者,并将此作为对接触新的创新及培养未来业务关系的提前投资。
二是发展天使投资。天使投资人不仅是资金重要来源,还可以作为导师行使权利,同时,也为寻求外部资金的新企业家提供信用担保。
三是发挥激励和启发作用。扩大成功的科技创业者的知名度,知名度的提高,反过来又让这些企业家成为下一代创业者的楷模,激励更多的科技企业家。
四是鼓励持续创业及原雇员离职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和员工对启动、进入市场和快速扩展业务规模具有经验,鼓励科技企业培养员工的企业家精神,激励员工创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促进未来业务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