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考”将近，上海自贸区需着眼哪些新突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即将“三岁”了。6月22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市长杨雄指出，要牢牢立足制度创新，认真做好自贸试验区建设三年总结评估，为下一步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下坚实基础；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自我加压，积极务实谋划下一步改革创新举措和工作方案。
三年“大考”后，上海自贸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将有哪些新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党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联合主办了“自贸区机遇与政府职能转变学术研讨会”。本市60余位自贸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发展展开热议。
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推进开放试验
有与会者提出，政策研究不能只着眼当下，更要研判未来，做好前瞻性研究。上海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要建设好上海自贸区、实施好国家战略，同样不能止于对当下的研究，更应着眼未来积极谋划。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指出，今年对全国其他省区的自贸区是一年多的评估，对上海自贸区则是三年评估。三年是一个带有阶段性的“小句号”，因此，三年以后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开放如何安排，是需要重点探索的。
他认为，未来上海自贸区的探索方向，必须放在国家战略甚至全球格局的框架下来讨论。如今，全球结构性改革和治理体系重构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应该在新一轮国际规则的重构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这也就要求以自贸区为载体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推进开放试验。他提出，在此大背景下展望未来上海自贸区发展，有几方面值得关注：一是继续深化现有领域的改革创新，围绕投资、贸易、金融、政府职能转变，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推进。二是抓紧推进边界内措施的压力测试和改革试验。比如，竞争中立、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方面，是与国家发展实力和发展阶段有关系的，我国整体上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可以在自贸区先行试验。三是加大金融开放的创新力度。“金改40条”提出了新时期自贸区金融开放的纲领性举措，目前大部分措施都在落实中，下一步应深入推进。四是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开放步伐。
加大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把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作为试验核心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石良平认为，在做“三年后规划”时，千万不要忘了当时建自贸试验区的初衷。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适合全球最高投资贸易标准的一个试验区。石良平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必须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一是因为服务业附加值高，高端的贸易形式一定是往服务贸易走的；二是因为互联网技术介入后，国际分工从传统的制造环境向生产性服务业高的环境转变，出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态势，甚至是服务业整合制造业的态势，在此过程中，服务业变成一个引领性的产业。这些要求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压力测试，把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作为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核心。而上海自贸区在此方面有探索的优势，其中包括中国主要服务领域的重点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包括金融服务等，其开放度本来就比较大；自贸区扩区以后，所涵盖的服务业领域已达到了TISA所阐述的服务贸易的全部内涵，试验条件比较成熟；上海自贸区服务业开放的试验水平最高，有能力再向前推进一步。
石良平提出，推进自贸区服务业开放试验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对TISA的新规则进行分类，要发挥特定优势领域的引领作用，例如，我国电子商务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行列，电子商务贸易量也处在世界领先行列，可以在此领域的贸易规则谈判中，发挥更积极的参与甚至主导作用。二是协调好“市场准入”和“规则升级”之间关系，有的领域需要升级的是“规则”，如金融、电信，有的领域需谨慎对待市场准入承诺，如敏感部门。三是降低经济安全概念的“泛化”，追求“监管技术”和“监管体制”与“国家安全诉求”之间更好地匹配。如实施监管时，政府可以从监管技术上进行改进，尝试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降低监管对贸易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
加大制度供给创新力度
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研究局局长张湧提出，上海自贸区名字中虽然有贸易，但实际上不仅仅做贸易，还要做金融、投资、政府改革，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在上海自贸区改革当中，必须以此为方向，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探索到底政府该干什么、市场该干什么、社会该干什么。例如，负面清单包含着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含义，但是互联网环境下有很多新问题是法无禁止的，是否皆可为呢？就值得探讨。所以，要继续探索负面清单环境下的政府治理和政府监管，探索从过去的审批制改成今天的备案制为主、从过去无所不包的政府到成了服务型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张湧提出，上海自贸区也是上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平台，所以，上海自贸区要做好制度供给。例如，企业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科技创新的活力来自于哪里？如何靠政府制度创新的供给、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来激发动力和活力？其中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想方设法能够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