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星城“聚人气”，争取更宽松户籍政策
自从被公司调派到临港产业区的子公司，高旻的加油费飙涨到每月2000多块。每个工作日，他要驱车两小时，从浦西跨过黄浦江，再往南50多公里到上海的卫星城——临港，去上班。
越来越多的人，在上海市区和临港之间钟摆式往返。那些无法报销加油费的大公司，通常组织班车接送员工，每天往返130多公里；连班车都安排不了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员工通常会在临港的主城区租房，前提是要适应周末只开半天的医院、晚上七点半之后拒绝点菜的饭馆，以及晚上八点就停驶的公交车——好在，这两年有了学校和商业步行街，算是填补了一些空白。
从最开始的港口配套居住区，到上海九大新城之一，小城临港的地位不断升级。到今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25周年之际，上海市委常委、浦东区委书记沈晓明表示，临港的发展目标：是要成为一个120万到150万人口的独立的辅城。
经济观察报独家获悉，截至目前，除去大学园区，临港主城区的常住人口只有7万多，而全临港31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常住人口只有35万人。
“上海的人口已经达到2245万了。整个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而临港有非常好的吸纳人口条件。”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金忠民提醒说，一个新城从开始的规划，到比较成熟，至少需要30年，这是一个“城市生命体”的规律。
从今年起，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简称“临港管委会”）把“聚人气”作为了一号工程。打破空城循环，会否在户籍政策上求得突破？12岁的临港正在努力找人。
“独立”辅城
前一阵，杨义凯发了一条“拉仇恨”的朋友圈：“清晨临港，PM2.5爆表、为0。”那几天，上海遭遇重污染天气。
在南京和浦东新区周浦镇、张江高新区摸爬滚打10余年后，去年底，作为裕芯电子总经理、IT人杨义凯决心把公司搬到东南一隅的临港。虽然要按月给每个员工开400块的交通补贴，但房价是上海主城区和“老浦东”（指2009年扩区前的浦东新区）的一半儿都不到。
“是时候让公司的兄弟姐妹们财务自由了。”杨义凯觉得，临港的低房价改变了IT人的“屌丝”状态。工作之余，他们还能享受美国硅谷般的生活方式：户外打羽毛球，组织环湖跑或骑行。
一开始，临港并不自信，为对接上海繁华地区，临港管委会可谓煞费苦心，先是促成了地铁16号线开通，使浦西可以换乘地铁直通临港主城区，去年又争取到临港和“老浦东”之间小客车免高速通行费。
但临港“无缝衔接”上海市中心的效果并不理想。高旻说，为照顾“周末经济”的旅游客流，地铁16号线沿线要经停野生动物园、新场古镇、航头下沙老街、南汇桃花村等地，却导致上班族要在地铁上绕几道弯才到临港。高旻说，如果能修一条直通临港、中途不停车的快速通道，车程就能缩短为半小时，对喜欢住在环境好的海边、工作在机遇多的市区的上海人就很有吸引力。
上海市也显然不希望临港成为一座“睡城”。浦东区委书记沈晓明更强调临港的独立性：“临港的‘五脏六腑’都要全，一个城市该有的功能它都要有。”曾多次参与浦东新区规划的浦东新区改革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告诉经济观察报，产城融合的前提是产住融合，产住融合的前提是职住平衡，即职业和居住功能要平衡——减少往返于上海主城区与临港间的“钟摆族”。
沈晓明提出，临港和上海的关系就好比是横滨和东京的关系。按照惯例，横滨被视为东京的卫星城，而卫星城与主城区并不接壤——正好，临港与上海主城区隔一条黄浦江，与扩区前的“老浦东”也大约有1小时车程。不同的是，曾受邀给临港管委会官员讲课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说，临港所在的杭州湾地区人口非常稀少；而东京湾周边（东京都市圈）是全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临港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处女地了。”杨义凯告诉经济观察报。除却临港和离岛农业县崇明，上海其他地区基本都是建成区。资料显示，上海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90%，居全国省级行政单位首位。在后工业化时代，临港成为支撑上海新一轮城建投资和高端制造业用地的“宝地”。
随着上海主城区向四周扩张，原有的卫星城闵行，以及原有副中心徐家汇、五角场、花木、真如，已经与主城区接壤，甚至成为主城区的一部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浦东新区之所以提出“独立辅城”，是因为临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与上海主城区接壤，无法依托中心城区外溢的医疗、教育资源，所有公共服务只能在本地配套。“在雾蒙蒙的上海，我一下地铁站就看得到蓝天。”杨义凯反过来想，恰是上海主城区与临港之间的物理距离，隔绝了都市的喧嚣和污染。3月起，他上下班改开车为乘地铁，“1个小时，足够看几十页书，或者思考企业战略”。
一号工程
每天上班，浦东新区副区长陈鸣波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工作秘书着按秒表，数窗外临港主城区的车流量。有一天，秘书兴奋地告诉他，“今天的车流量，3倍了”。意即车流量相比以往正在快速增加，在此之前，临港新城的人流量甚至还不如周边原住民居住的村镇。
“过去，晚上看到临港黑灯瞎火，心里就很难受。”陈鸣波说。在浦东新区副区长中，陈鸣波专职分管临港开发，任临港管委会党组书记和临港主城区——南汇新城镇党委书记，他每礼拜要在临港住2—3天，并要求管委会人员每礼拜住1天以上，“有了亲身体验，才能直面聚人气问题”。
临港“聚人气”的目标屡屡提高。2013年，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临港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披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80万左右。据浦东区委机关报《浦东时报》披露，今年4月，陈鸣波提出，临港的规划人口总量在100万到150万。后者比前者翻了一番。周海旺透露，100万到150万指的是常住人口（连续居住六个月以上），这意味着，为去年国庆长假带来50万客流量的旅游经济不被计算在内。
“聚人气”背后，是临港城市定位的不断提高。12年前，为配套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洋山深水港，上海“吹沙造陆”形成68平方公里的临港主城区，辐射315.6平方公里的临港地区。如今，临港已经从配角变成主角，陈鸣波告诉经济观察报，多位上海市领导曾向他强调，临港要建成“未来之城”。临港地区地处长江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两大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带的交汇处。
去年，陈鸣波在临港管委会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要求，把“聚人气”专项行动作为今后三年管委会的一号工程。随后，临港管委会在《临港“聚人气”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争取在居住证加分、居住证转户口年限、人才引进重点机构认定、商品房购买等方面实现政策突破。”“临港管委会有7800套‘双定双限房’，可是由于创意产业、创业氛围不够，分出去还是不够。”陈鸣波坦陈，“双特”（特别机制、特殊政策）的精准度还不够。浦东新区政府一位匿名官员透露，市委市政府决定，近五年，市里大型文化设施基本能放在临港的都放在临港；临港管委会也在向市政府打报告，争取制定比上海其他地区更宽松的户籍政策。
杨周彝还设想，临港能否创设不同于上海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临港户口”：虽然不允许迁往上海主城区，但积分落户应该不唯学历，做到吸引技术型人才。而周海旺设想，能否将外地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落户条件从72分降至70分。港城集团招商经理刘洁璟则建议，对临港的未婚、外地高端人才，应当区别于主城区，放宽限购政策。
刘洁璟提醒，不同居民对城市功能有不同的需求。产业区的蓝领工人很在意积分落户的加分政策，但临港软件园的白领并不稀罕，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超过“录取线”，他们能关心的是主城区的生活品质，比如能不能在市场买到海鲜，有没有图书馆和剧院。
实际上，并非每个“聚人气”政策都要兴师动众。IT企业员工夜间加班频繁，临港没有吃夜宵的地方，临港软件园就开设了365天食堂，15块钱一吨的自助餐，四菜一汤一盒酸奶。临港管委会每年给该园区“人才公寓”补贴100多万，港城集团以低于成本价的每月600多元租金出租，房间拎包即可入住，解决员工短期住宿困难。杨义凯说，这些体现用户导向的政策，受到员工欢迎。
打破“空城循环”
努力“聚人气”的临港产业区并不缺工人。建区12年来，临港的支柱性产业主要是核电装备、汽车零配件、海洋工程装备。但杨义凯觉得，产业区的蓝领工人很难成长为主流消费人群——有买房、买车以及大宗消费的需求。
人口集聚的背后是产业重构。“我跟一些同事开玩笑，重装备越发达，临港人气越不够。”陈鸣波说，对标工业4.0，发现临港原来的产业比较重，今后，临港还要鼓励轻型装备和智能制造。
既然重视生活质量的上海本地人在临港住不惯，临港开始向外地白领“招手”。陈鸣波告诉经济观察报，年轻的临港虽然缺乏文化底蕴，但它的灵魂是创业创新。除了规划中的智能制造中心要吸引高端技术人才，临港还希望向全国每年700多万应届生毕业开放，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正好可以“为国家分忧解愁”。
面对临港人气不足，杨周彝提出了“空城循环理论”——人气不足，生活性服务业就不愿进驻；生活性服务业越落后，人也不愿来。杨周彝打趣说，上海某高校临港校区的教职员工在临港主城区买了套房子，墙体上的踢脚线部位竟然长了蘑菇。
要怎么打破这一怪圈？杨周彝说，临港城镇化的最大优势，就是2000年后吹沙成陆，不需要支付土地征迁和农民安置成本，建设用地地价很低，比浦东工业用地还要低。他建议，政府应当以公租房名义大举建设“白领公寓”，房型小一点，租金低一点，只租不售或以租代售，降低创业人员的居住成本，自然能吸引“老浦东”张江、外高桥的白领前来居住，人气足了，商业不请自来。
“先有大批白领进驻，有人不再观望，在临港买房落户，再把双方老人都带过来住。”杨周彝对临港10年内集聚120万—150万人口“非常乐观”。
多位园区工作人员和入驻企业主告诉经济观察报，临港主城区的商品房仍以投资投机性需求为主，空置率长期偏高，一些建于六七年前的商品房小区，入住率只有两三成。陈鸣波对此透露，将在此建设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结束临港主城区没有产业支撑的局面，加大主城区的刚需购房比重。
“今天的临港，就是昨天的浦东。”见证浦东开发开放全程的杨周彝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陆家嘴的灯亮不起来了；1990年代早期，上海浦东首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那时很多人也不看好——这或许是一个新城必经的阵痛期。
“要有十年磨一剑、功成不必在我的毅力。”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近期视察临港时，为临港下了这样一个注脚：要坚持品质第一，速度并不是主要的，每走一步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